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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詳細
詹成付:不斷深化對社會組織工作規律性的認識
發布日期:2017年11月10日

                    詹成付:不斷深化對社會組織工作規律性的認識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在社會組織建設方面舉措眾多、內涵豐富,涉及社會組織建設的方方面面,具有很強的思想性、政策性、指導性,社會組織建設已成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要認真學習領會,并結合實際加以貫徹落實。

社會組織工作或社會組織建設有沒有規律可循?如果有的話,是什么?從哪里入手去把握?這不僅是做實際工作的同志要面臨的問題,也是各級分管這項工作的領導必須面對和關心的問題。

社會組織工作的顯著特點

個人認為,與其他工作相比,社會組織工作至少具有政治性、政策性、社會性的顯著特點。說它具有政治性特點,是因為全部社會組織都是結社問題,都是結社的體現。每一個社會組織有其獨立性和自主性,有其各不相同的價值訴求和利益追求,只有當這種獨立性、自主性和價值訴求、利益追求符合黨的執政使命,符合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大目標時,社會組織的價值訴求、利益追求才能釋放正能量,否則,社會組織就容易成為社會離心力的制造者,就容易成為執政黨實現執政使命的障礙物,中外歷史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因此,充分認識和把握社會組織工作的政治性特征,旗幟鮮明講政治,正確處理好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具體利益和根本利益之間的關系,把社會組織建設成為鞏固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完成我們黨的執政使命的重要力量,是我們做好社會組織工作的第一責任。說它具有政策性特點,是因為社會組織是靠政策來規范管理的。在社會組織管理上,除了民政部門從一個社會組織登記成立,到社會組織的日常檢查抽查,到接到舉報后進行的調查,再到行政處罰直至撤銷登記、清算、注銷等等有若干政策外,組織部門如對黨政干部兼職的規定,財政部門如對稅收優惠政策的規定,等等,也都有許多政策規定。更重要的是社會組織的政治性決定其必然有很強的政策性,如以人名命名的社會團體,還有新社會階層聯誼會的負責人,必須要征求有關部門意見,按規定辦理,否則,就會出大問題。因此,充分認識和把握社會組織工作的政策性特征,經常學習研究政策法規、牢記政策法規要義,認真按政策法規辦事,是我們做好社會組織工作的護身符。說它具有社會性特點,是因為社會組織涉及的面相當廣泛性,工農商學兵哪個領域都涉及了社會組織,黨政軍民學哪個部門都有社會組織,可謂接觸面相當廣;是因為社會組織服務對象的多樣性,男女老少、各個民族都有,甚至還有境外人員,可謂各種人群都要考慮;是因為社會組織發起人的復雜性,越是層級高的社會組織越呈現“三有”的特點:有錢人、有權人、有閑人(有閑暇時間的人),用老百姓的話說都是人精。只有把社會組織工作放到全局中謀劃,放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中去思考,放到群眾根本利益上去統籌,社會組織工作才能做好。

不斷深化對中國社會組織工作規律性的認識

具體實踐中如何把握好社會組織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和社會性的特點,不斷深化對中國社會組織工作規律性的認識,可以圍繞以下六個方面進行。

第一,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社會組織工作政治性決定的,也是走中國特色社會組織發展之路的題中應有之意。離開了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一條,不管是社會組織工作的理論研討,還是社會組織的政策設計,還是社會組織的具體實踐,都會走上邪路。習總書記說“在當今中國,沒有大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各個領域、各個方面都必須堅定自覺堅持黨的領導!痹谏鐣M織工作中把堅持黨的領導貫徹到底,應從三個層面進行。

一是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都要把社會組織工作作為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方面納入議事日程,切實加強領導,不能光有領導之名而無領導之實,更不能放棄領導。目前,我國已登記的70萬社會組織,是分國家、省、市、縣四級登記的,我們的各級黨委對社會組織工作都有領導的責任和義務,要過問它們的發展狀況,有什么問題、有什么困難、今后的走向。要研究制定扶持發展政策和監督管理政策,主動關心它們、聯系它們,解決它們的實際困難,而不是不管不問甚至無端指責。鄉鎮(街道)、城鄉社區雖然沒有登記的責任,但在它們周圍有比前述四級登記管理機關已登記的社會組織數量多得多的“草根組織”(據有關專家估算有幾百萬個)需要基層黨組織去領導、去管理、去聯系。對此,黨中央已經有明確部署,比如,從中央到地方建立社會組織工作協調機制,統籌、規劃、協調、指導社會組織工作;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把社會組織工作列入重要議事議程;各部門黨委黨組要加強對本部門管理的社會組織的領導,等等,這都是主動行使好領導權的體現,要落實下去,只有這樣才能領導得好。二是各級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機關、業務主管單位、綜合職能部門要積極落實黨的領導,自覺維護黨的領導,用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統領社會組織改革發展工作。社會組織的登記管理機關、業務主管單位、行業管理部門、綜合職能部門,從不同方面承擔著對社會組織的監管和引導職責,要站在是否有利于維護黨的執政地位,是否有利于擴大黨執政的群眾基礎,是否有利于黨完成執政使命的高度來考量、來安排、來行使自己的職權和責任。有了這種意識,我們的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機關、業務主管單位、綜合職能部門就會在社會組織的登記入口、檢查評估以及扶持政策制定和活動綜合監管中,把黨的主張貫徹到方方面面和各個環節。三是各級各類社會組織必須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把堅持黨的領導與社會組織依法自治有機統一起來。社會組織在成立之初申請書里要有黨建方案,在組織章程中要明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要為在社會組織中開展黨建提供方便條件。社會組織中的黨組織要參與各項活動,發揮政治核心作用,社會組織中的黨員要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監督社會組織負責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國家法律法規情況。

第二,必須堅持非營利性和非行政性。非營利性和非行政性,是社會組織的基本屬性,社會組織之所以是社會組織,之所以不同于企業等營利性組織,之所以不同于行政組織、政權機關、事業單位,就在于它的非營利性和非行政性。非營利性是針對營利性而言的,非行政性是針對行政性而言的,只有同時具備這兩條,才能是社會組織。綜合有關法規政策,非營利性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和堅持:一是不以營利為目的;二是資產投入者對投入的資產不享有所有權;三是投入的資產及其孳息不被出資人、舉辦人和會員分配或變相分配;四是投入的資產及其孳息的使用和處分一直按照投入時的目的或者近似目的來使用。所謂非行政性,類似國外的非政府性,也就是社會組織不是政府組織,不是政權機關,沒有行政職能,不能行使行政職權,工作方式方法也與行政機關不同,各社會組織之間彼此獨立,無上下隸屬或指導關系。

在堅守社會組織非營利性和非行政性上,近年來我們做了不少努力,教訓和經驗也很多。為什么要搞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就是因為不少行業協會商會存在著“戴著市場的帽子,坐著行業的轎子,拿著政府的鞭子,收著企業的票子,供著官員兼職的位子”的現象,沒有堅持社會組織的非營利性和非行政性的屬性,F在在公益慈善領域,掛羊頭賣狗肉的總量還不少,有的抽逃注冊資金,有的搞變相利益分配,有的不經民主程序隨意借貸投資造成基金會巨額損失,還有的搞不正當關聯交易,這些都背離了非營利性、非行政性的要求,都是要加以糾正的。

第三,必須堅持社會組織的服務功能。如果說社會組織非營利性、非行政性解決了社會組織是什么的問題,那么社會組織的服務功能解決的是社會組織究竟要干什么的問題,是社會組織屬性的外在體現。自2004919日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明確提出:“發揮社團、行業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的作用”以后,“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一直是社會組織的功能定位。2016年中辦發46號文件又重申了社會組織的這一功能定位,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充分發揮社會組織服務國家、服務社會、服務群眾、服務行業的作用”的要求,可以說,“四個服務”的要求更加完善了社會組織的功能定位,只有符合“四個服務”要求的社會組織才是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個社會所歡迎的社會組織,才符合中國特色社會組織發展之路內在需要。

服務,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背景下社會組織的功能所在,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背景下社會組織的價值所在。如何服務?“四個服務”的要求講得很清楚:首先是服務國家。社會組織要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圍繞外交工作大局和祖國統一大業,找準工作的結合點和著力點,團結動員所聯系會員為完成黨和國家中心任務貢獻力量,促進改革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不得從事、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其次是服務社會。主要是提供政府服務難以顧及的一些帶偏好性的服務、一些市場組織不愿意提供的服務,以及滿足人們普遍性的交往偏好需求,等等。不得從事危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活動。再次是服務群眾。社會組織要做黨和政府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要多為群眾辦好事、解難事,維護和發展群眾利益,不斷增強自身影響力和感召力。要傾聽群眾呼聲、反映群眾意愿,把黨的決策部署變成群眾的自覺行動,把黨的關懷送到群眾中去。最后要服務行業。要制定行業標準,協調行業利益,規范會員行為,等等。

第四,必須堅持依法自治。這個問題是解決社會組織發展的內生動力問題。如何堅守社會組織的非營利性、非行政性,如何堅持服務功能定位和宗旨,做到“四個服務”,這就需要構建依法自治的體制機制。

為什么堅持依法自治這么重要?國家發展要靠自力更生,家庭幸福要靠其成員同心協力,社會組織也是一樣的道理,要練內功。一個社會組織沒有一套健全成熟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制度機制,即使被審批許可入了門,它也走不遠、長不高、活不好。社會組織必須要建立的制度和機制概括起來有四個重要方面:一是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結構,主要是建立和完善會員大會(會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制度,使社會組織成為權責明確、運轉協調、制衡有效的法人主體,獨立承擔法律責任。二是要在社會組織中建黨組織。文件規定社會組織中的黨組織不僅要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還要對社會組織重要事項決策、重要業務活動、大額經費開支、接受大額捐贈、開展涉外活動等提出意見。三是建立健全一套日常從業人員錄用培訓、薪酬待遇、財務管理、項目運作、會費管理、廉潔自律等規章制度,并嚴格執行。四是支持和發展社會組織自律組織,以民帶民、以民管民,這也是社會自治的有效方式,在一些國家有較為成熟的經驗,比如,一些社會組織的聯合會通過制定行為規則、評估標準、聲譽管理等形式來規范成員的行為,都有較好的效果。我國也開始重視社會組織的行業組織的自律建設!洞壬品ā112條里就有兩條(第19條、第96條)強調慈善行業組織應當建立健全行業規范,加強行業自律問題。中辦發[2016]46號文件也明確指出:“探索建立各領域社會組織行業自律聯盟,通過發布公益倡導、制定活動準則、實行聲譽評價等形式,引領和規范行業內社會組織的行為!笨傊,要把社會組織培養成自己能夠開拓、自己能夠運作、自己能夠糾錯這樣一種主體,只有這樣的社會組織才是我們所需要的。

第五,必須堅持兩手抓。這是我國社會組織工作的又一個帶規律性的認識,它解決的是社會組織發展的外在條件、外在環境問題。社會組織要走得好,內生動力是第一動力,是最主要的,但不意味著外在條件可有可無、無足輕重。有些時候,社會組織的內生動力也是外在條件和環境“逼”出來的,有的離開了外在的緊約束,離開了“逼”這一推力,內生動力也會失靈。因此,只有內外結合,共同作用才能使社會組織走得更遠、走得更好。

對黨和政府來說,解決社會組織發展的外在條件和環境問題,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引導、培育、扶持,主要起激勵作用;一方面是監督、管理、檢查,主要起約束作用。這兩方面都要有,而且都要硬。目前,從全國來看,兩方面都有了,但實事求是地講,哪方面都不太硬,都還有可以進一步硬的空間。但相比之下,監督、管理、檢查這一手更差些,更需要努力補齊這個短板,今年部里社會組織管理局的重中之重就是加強對社會組織的監督管理。在監督管理上雙重負責的管理體制機制是一個創造,符合國情,要堅持并不斷完善。面向未來,要國內國際一起管,網上網下一起管。

第六,必須堅持質量第一。是質量第一,還是數量第一?是個大問題。對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來說,有多少社會組織才算比較合理、比較可行?我們國家從1949年建國到1965年文革前夕,有全國性社會團體近百個,地方性社團6000多個。改革開放后迅速發展,到2016年底發展到了70萬個,可以說今非昔比。那么,我們究竟要成立多少個社會組織?有的人認為,應引進西方學術界的“萬人社會組織數”來作為我們社會組織發展數量的指引。實事求是地說,這個概念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合理的是自己跟自己比,過去如何,現在如何;不合理的是把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放到一個平臺和標準來比。按照這個概念,每萬人口中社會組織數量越多,就越先進,越受到鼓勵,這會給我們國家和社會帶來什么情況?后果不堪設想。

我認為社會組織數量的多與少有三個維度可以參考:一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比如上海市的市場經濟體制比較完善,政府、市場、社會邊界較為健全,社會各方面對社會組織的需要比較旺盛,萬人社會組織數就較高些,這是符合上海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的,但我們不能把上海的情況搬到中西部地區市場經濟還不發達的地方去硬套。我到過西藏阿里地區調研,阿里地區一個名叫日土的縣,該縣8.3萬平方公里,全縣不到1萬人口,共有13個行政村,平均每個村的國土面積高達6384平方公里,相當于一個上海市的面積,如果把對上海的要求套到阿里,合理嗎?二是管理的有效性。就是說你能不能管得好、管得住。管理學上講,任何管理都有半徑、都有幅度,超過這個度就失效或減效。要管好,你要么增加管理力量,要么增加管理手段,要么提高管理效率,但在一定時期內加人、加物不是說辦到就能辦得到的。比如東部一個經濟發達的縣級市只有一個公務員在管理社會組織,他一共管理登記5800個、備案的8500個,兩者相加一共14000多個社會組織,如何能管好?只會使管理流于形式。三是社會組織的效用。早在1999年中辦國辦《關于進一步加強民間組織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就指出:“對待民間組織,不能片面追求數量,重要的看質量,看它能否發揮積極的社會作用!睆睦碚撋现v,如果社會組織主動服務國家、服務社會、服務群眾、服務行業,這樣的社會組織越多越有利于社會發展,反之,只能加劇社會震蕩。

以上是我對我國社會組織工作規律性的初步認識,應當指出的是,形勢在發展,世界在變化,社會在進步,我們必須緊緊把握時代脈搏,勇于直面新問題,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不斷深化我們對規律性的認識,從而使我們的工作更富有創造性。

作者系民政部黨組成員、社會組織管理局局長)

 

來源:《中國民政》2017年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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